如果中国的民族企业在国内市场也被外资 逼入困境，中国经济有可能被外资左右。
接下来要讲为什么我对中国比较悲观。可能我对中国当时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但问题是，我的观点在后来却成为大家达成的共识，你说这是批评还是赞扬？我从1998年开始讲FDI存在负面因素的观点，那时这样的看法在国内认知度是很低的，然而到了2007年，中国政府自己都开始提出这个问题，开始讲没有本地创新、本地企业缺乏竞争力，对外资优惠过多对本土企业发展形成制约，这是我十年以前就讲的问题。
中国的小额贷款在1980年代相当发达，通过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几乎覆盖了整个农村。我们每年都是从秋天开始，从中国选参加的公司，在美国选参加的学生。1980年代时，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依靠自下而上推动的。假设我是一个广东的企业家，本来土地价格上涨、劳力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我应该去发展新的技术，但是到了 1990年代，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我很难拿到银行贷款，却能得到很多劳动力资源，这时候金融成本变得无限高，劳动成本变得无限低，我肯定愿意做一些最简单的、劳动密集的产品，这就是为什么广东三十年前在做鞋做袜，现在还在做。李翔 张琪来源：经济观察网 进入 黄亚生 的专栏。
并不是说需要圆满的制度，一个制度并不需要第一天就是一个天衣无缝的完美制度，只要它能给自己时间去调整和自我完善就可以。如果不能创业的话，他这时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贡献自己的劳动力。就此而论，中國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从最基础的源头上遭到瓦解。
完全可以预料，对农民工的剥削以及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将是未来农村财富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形式。它甚至被含蓄地推倒了这样一个极端：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的条件。这等于人为的制造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底层。如果不能将土地升值收益以某种形式（例如以各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成立土地基金）转换为农民的投资，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农民在现代化中的主体性问题，中國的城乡分配差距在未来十数年中将长期处于燃点状态。
可见，中國目前建立在畸高投资率，畸高外贸依存度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极其脆弱的恶性循环过程。毫无疑问，这些在企业损益表上表现为损失的财富相当大部分已经转变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个人收益。
当有记者问该市领导优惠政策有没有底线？时，这位领导的回答与吴作栋总理的回答同样干脆：没有。这个趋势与近年来中國不断攀升的自杀率相吻合。然后，我们再和另一个人在很不经济的基础上竞争，最后，我们就破产了。这本来应该分配给劳动者但却流向了少数人群的4.4万亿中，有多少是属于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特许收益，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实际上是中國1990年代后期以来贫富剧烈分化的内里乾坤。从改革前的0.28急剧攀升到0.46左右。在这个意义上，后面两种隐蔽的财富转移要比第一种形式远为紧要。在这种体制中，那些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分赃结构之外的庞大人口，随时都有可能被抛离于游戏之外，而这个体制为他们设置的保障竟然是一种仅仅能（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标准。
但事实上，在财富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这种最为著名的剥夺却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剥夺。有学者估计，自从1990年代以来，中國官僚利益集团及其代理者每年所获得的法外的腐败收益高达1万亿左右，占到GDP的10％以上。
他们将平等和效率描述为一对天生的敌人，言之凿凿地认定，平等会导致效率损失。一边是交易成本为零，另外一边则是交易成本高昂，在这种不平等的条件下，中國不出现急剧扩大的贫富鸿沟那才真是咄咄怪事。
在中國，各类化公为私的技法虽然层出不穷，但大多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出笼的，以至于有人愤激而讥称：改革即分赃。两股力量合在一起，终于使这个战略扭曲到不计成本的地步。这就从根本上将中國农民排拒在经济发展的果实之外。这首先表现在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在中國的都市人口及上层精英那里，经济繁荣不但习以为常而且理所当然，但在那些主流媒体看不见的底层那里，生存危机却无时不在，随时都可能不期而至。这个在改革时期创造了最多财富的底层，被不由分说的剥夺了应得的份额，成为在消费上无足轻重的階級。
因为在现有制度安排下，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尤其是土地的丧失），换言之，农民的财富损失可能是永久性的。无法估计中國由于劳动力价格低估所造成的财富流失，但以中國现在每年5000亿美元左右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出口规模来看，这个流失不仅巨大还会越来越严重。
在20多年的改革中，中國的分配结构按照官僚集团的政治意愿被不断深化，已经相当体制化。但上面两起自杀悲剧的独特性在于，它发生在中國南京——中國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如果美林的《全球财富报告》渲染的是一个财富不断膨胀的中國，那幺，上面两起自杀事件则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呈现了另外一个中國——一个马尔萨斯式的古老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中國逆向异动的服务业比率（这个比例在2003年是33.1％，只有世界平均水平64％的一半左右）也就很好理解了。
这种腐败收益是通过负性的政治机制来实现的，而其代价则表现为中性的银行坏帐和日渐深重的税收负担。不过，陈先生的观察中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幷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勤劳而不富有。对这种分配结构进行外科手术，无异于又一场革命。引进外资、加大出口，在中央政府那里是一种国家战略，而在地方政府那里，则成为扩张地方财政能力和创造政绩的最快捷手段。
分化至此，这个社会实际上已经非常脆弱。然而，结局却非常讽刺，他们获得的回报被压缩到了仅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最底线。
这个增幅不仅大大超过中國9.1％的经济增长率，也顺利地为中國赢得了又一项世界第一：全球百万富翁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两年，夹杂在经营城市的喧嚣之中，某某或某某的朋友突然成为亿万富翁的故事又开始绘声绘色的流传起来，其中大多数都与土地投机相关。
这个可疑的理论假设不仅非常流行，而且被官僚权贵们蓄意解释成，只要是效率的，那么抢劫和盗窃就是应该允许的。因为穷人是消费不起什么服务的。
中國各省设立的所谓最低保障线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近乎残忍的标准。像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市场特许权收益以及万源的集资演出等等案例，虽然纯属敲诈勒索，但毕竟是半合法的。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之中，没有人发现这位女生是以捡剩馒头才能勉强度日的。如果将历史时期拉长到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土地流入城市的财富就更加惊人，统计表明在近20年以来，农民承包地被征用的数量达到9800亩，以每亩地农民被剥夺财富10万元计，那么近20年，农民光通过土地征用被剥夺的财富就接近10万亿。
在如此低迷的消费率之下，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便惟有像吸食鸦片一样地不断提高投资率（包括不计成本地吸收FDI）。与吴作栋的吝啬相比，中國的政府官员就要显得阔绰和大方得多。
这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完成。而其总源头，则是中國国内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衡。
有记者曾经计算过，如果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按照中國现行《劳动法》规定的时间出勤，每月收入约6450元，但其成本却达到7000元，这意味着出租车司机工作一个月下来，不仅不能盈利，还要倒贴550元。2004年，仅181家中央企业申报核销损失就达4000亿之巨，占中央企业净资产的10％以上。
